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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当晚情况，学校在“情况说明”中只有一段话：2018年10月22日下午4点左右，班主任征得家长和该生同意后，陪该生去理发店理发，理的是平头，不是光头。理发后家长和孩子都没有提出异议。毕林的父亲则坚称，老师在事前没有以任何形式告知家长。除此之外，由老师亲自带着学生去理发的举动也显得有点反常。记者通过还在该校就读的学生得知，一般情况都是老师通知家长，由家长带着孩子去理发。

而现在，Google+的转型，让他们失去了这块喧嚣的互联网里的保留地。中文用户Asher2011年就注册了G+账号，至今仍基本每天都会打开，“成了一种习惯了吧。这里好像我的秘密花园。现在就好像这个花园要被拆了一样。”“信息泄露哪个社交网络没出现过？大家都是补上漏洞继续，从没见过谁直接关了了事的。”Asher说。“其实还是因为Google早就不想管这个烂摊子了。这次只是有了个借口，终于可以直接关了算了。”

但是，对视觉中国的批评也有很多误解，甚至暴露出中国人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认识，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首先，建筑的拥有者、商标的拥有者，乃至肖像的拥有者，并非一定拥有相关图片的版权，这里面有摄影师的创造性劳动。做自媒体自然需要图，所以，这一波舆论其中的利益博弈，基本上可以形象地描述为“写字的”vs“拍图的”。拍图的摄影师花费的劳动与智慧，未必比做自媒体写字来得更加容易。

李罗力用“振聋发聩”来描述当年听到邓小平讲话时的感受。多年后，人们已完全能理解邓小平的这份激动。深圳是当时中国的一块试验田，用李灏的话说，深圳用实践证明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。邓小平当时直言：“看了以后，信心增加了。”无论在深圳还是在珠海，邓小平都对当地负责人说过类似的话：“不是有人议论姓‘社’姓‘资’问题吗？你们就是姓‘社’，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。”

这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在途经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一段谈话记录。在焦虑、疑惑、无所适从的气氛中，邓小平没有做文字之争，而是选择了直接行动——去南方。李灏1985年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后，每年都邀请邓小平来深圳视察，从未如愿。但1992年，邓小平却“不请自来”。

见到毕林时，他坐在凳子上，埋着头，用帽子紧紧把头和脸遮住。“我们看到这一幕特别不是滋味。”毕林的父亲说。因为走得太久，毕林走路已经不稳，他的父亲给他披上一件外套，母亲给他递了杯热水。但毕林依旧沉默，在车后座蜷成一团。从那开始，毕林父亲心里就十分恐惧，因为他“不知道孩子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”，家里也没再要求他尽快去上学，一切似乎就此平静。